- 站内文章
信用承诺我们参与得比较早。2018年我们在深圳宝安区搞了一个信用承诺术语的团体标准，应该是全国最早的了。在宝安区诚信办的推动下，与教育部门在入学信用承诺书上合作，每年组织签署十万多份个人信用承诺书，几年下来有几十万份了。我们作为该信用承诺的“监督方”，相信这做法在全国也是最早的。现在信用承诺各地推广得比较多，已经成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“工具集”的重要组成，已经“深入人心”了，但是有三个实践问题依然不是很清晰：
一、信用承诺是否都纳入信用档案了？我们看到很多签署信用承诺书的活动或者事项，这里大体上分为两类：一是带有宣传教育性质的，重在签署本身，至于实际功效并不作考量，那么是否纳入信用档案确实也就不那么重要；二是带有监督管理性质的，核心在于督促履行，如果不纳入信用档案就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，这也是衡量信用承诺是否发挥功能价值的关键。实践中信用承诺有线上签署也有线下签署，前者的问题是基础设施是否健全，如要人员的身份识别和确认，否则相关的法律效力值得考量，后者的问题则是工作量，线下信用承诺书的管理，以及上传到线上信用档案的工作量。
二、信用承诺是否都跟踪履行情况了？签署了信用承诺，目的在于督促承诺的相关义务，但是实际上是否有履行？如果说是否纳入信用档案是建立信用承诺闭环管理的基础，那么是否跟踪核查履行情况则是关键。一般来说有两种方式：一是全部都跟踪核查，问题是工作量很大，而且这与事前核查有什么区别呢？事前核查处于“过程中”，往往有抓手，事后则很可能人都联系不上，尤其是行政管理事项中的信用承诺；二是不全部核查，选择部分抽查，工作量是减少了，但是一旦出现了监管问题，责任主体是谁呢？所以抽查的科学性就显得很重要，这也是难点，顺带出另一个问题，即没有监管的智慧化很难做到监管的精准性。
三、信用承诺如何确定履行义务的情况？这个问题往往容易被忽略，但又十分重要，这里涉及三个问题：一是信用承诺在签署时，对于履行的判断是否清晰明了，如作了真实性承诺，但是提交的材料中确实存在一些错误或者虚假，那这个到底是履行了还是没履行；二是谁来判断？信用承诺是否明确？三是有了争议怎么办？如向部门承诺三日内做到，但是部门却说没有做到，出现了争议，谁来处理？谁来最终决定？这其实是信用承诺闭环管理的最后环节，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机制或制度来保障，信用承诺的价值其实是很难发挥的。
扫一扫下面二维码关注公促会公众号即可查看更多最新资讯
